易信盈外蒙古牛羊多吃一口草，华北人民就多吃一口沙？

前段时间，王毅外长和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在乌兰巴托共同种下了一棵松树。两位外长卷起袖子、手握铁锹，鞋上沾着泥，动作利落干脆。中国驻蒙古国大使在一旁配了句词：愿中蒙关系如松树常青。

外交场合，种树从来不只是种树。

外蒙当局领导人呼日勒苏赫2021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拍胸脯承诺：到2030年，举国种下至少十亿棵树。这就是外蒙古的“十亿棵树计划”。口号震天响，现实却像外蒙高原的戈壁滩一样干瘪——全国约77%的国土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植被覆盖率仅有11.89%。计划启动近三年，拢共种下4200万棵树，离十亿目标差着两个数量级。

中国没有袖手旁观。2023年，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乌兰巴托揭牌成立，配套实验室、生态示范园区、沙尘监测站点相继落地；大量树苗从中国运往外蒙古，仅内蒙古一家苗木公司，一年就预计出口上千万株。这次王毅访蒙，双方再次明确深化植树造林、防沙治沙、水资源管护、沙尘天气预警等领域的协作，中方还表态支持外蒙古年内承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乌鸦为啥对外蒙古种树这么上心？因为在座的华北、东北甚至南方的朋友们，每年春天都在用自己的肺，替外蒙古的荒漠化“买单”。这些年一到春季，黄沙漫天的景象准时“打卡上班”，让人不禁恍惚：这究竟是穿越到了《银翼杀手2049》的拉斯维加斯，还是梦回疯狂麦克斯的片场？

如果是在北京待了有些年头的人，此刻的感受也许是“爷青回”：以前北京沙尘天气，乃至比较严重的沙尘暴确实算是多发，但中间有好些年沙尘“销声匿迹”，这两年怎么又多起来了？

这个观感也是能得到数据支撑的。据2018年数据，2008-2017年这十年，北京年均沙尘日数减少到4.3天，其中沙尘暴日数为0.1天。然而巧也巧在这个2018年，因为从这年开始有点“巅峰回落”的意思：从2018年到2022年的五年，平均沙尘总次数和沙尘暴次数反而比前面五年（2013-2017）“反弹”了。

图源：中国天气网

不光是北京，很多北方人，现在对沙尘都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记得从很小开始，“退耕还林、治沙退沙”等等口号就已经写入教科书，成了每个孩子的必修。

图源见水印

而在年纪更大一些的朋友的回忆中，三四十年前的沙尘暴，可比如今的更加来势汹汹、遮天蔽日。

在7、80年代的北京，一到春天就会陷入绵延不断的沙尘天气中，在不少人的回忆里，黄沙漫天的北京那都是春天的基本设定。

数据显示，北京50年代平均沙尘暴日数、扬沙日数和浮尘日数分别是90年代的8倍、14.5倍和3.2倍，可见当年沙尘肆虐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不过随着环保工作的进行，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末有所改善，沙尘也一度接近消失。

按理说，随着环保工作的持续推进，沙尘天气的趋势不应该是继续下降吗，怎么这两年出现了反复呢？难道说“防沙治沙”不管用了，还是说防治沙尘有个什么“上限”，到头了就会反弹？

沙尘天气在我国被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

图源见水印

沙尘天气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大风刮起了干燥的沙土，然后刮到了城市等人类聚居区。

说学术一点，地表干燥的沙土，以及大风天气，外加上北方冬末初春，土地刚刚解冻，雨水还未降临造成的异常干燥，成了沙尘最直接的成因。

每当春季，来自蒙古西部的气旋，把干燥的尘土砂石裹挟着一股脑冲进城市，就造成了这黄沙漫天的灾难。

而我国华北地区因为北接广阔的戈壁、草原、沙漠地区，（在无干预情况下）一马平川，无所阻拦，成为了沙尘的天然走廊。

根据中科院2001年发布的文章《关于我国华北沙尘天气的成因与治理对策》，华北地区春季的大风天气，多半和所处地区的特定气候，以及全球性气候变化有关。

2001年左右，反厄尔尼诺现象频发，导致中国北方地区春季大风天数激增，相应的沙尘暴数量也飞速上涨。

在大型气候异常现象暂时停歇后，沙尘天气的数量也有所下滑。

总的来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引起的极端天气，沙尘暴和雾霾不同，基本上是无法“消除”掉，且必然会发生的。

不过，沙尘的一度高发，却和经济活动脱不开干系。

根据2000年左右的调查显示，内蒙古自治区南部以及河北省西北部，是华北地区沙尘天气的主要源头。

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曾经因为经济发展的需求，过度开发了自然环境。

根据数据统计，从1986年起的十年，黑龙江、内蒙、甘肃、河北等地的草原、森林等地被过度开发，十年内，全国共开垦面积为174万公顷，而保留耕地总面积只有88.4万公顷，占开垦总面积50.8%。如此一来，大片土地因为水土流失导致荒漠化，最终成为了沙尘暴的沙土来源。

过度放牧造成的草原沙土化；过度砍伐造成的森林衰退；以及不合理用水导致的水土流失是导致土壤沙土化的三大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大规模的露天开垦矿物、不合理的城市规划等行为，也为沙尘暴提供了大量“弹药”。

由于缺乏统一政策指导，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开垦政策，有些地方在破坏，而同期也有些地方在进行治理。

比如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和库伦旗所辖部分地区就一直在保持植树造林，从1975年开始，让当地森林面积增加了一倍以上，成果斐然。

在经济落后、急于补上短板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开荒、开垦实在也是饮鸩止渴的无奈之举，只是在环保意识比较欠缺的当初，确实造成了很大恶果。

总的来说，我国在当年的发展阶段对土地沙土化的情况有治理，也有破坏，但破坏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治理，而且，无统筹规划的治理，效果也大打折扣，更远远谈不上“屏障作用”。

随着科学发展的推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障生态平衡，逐渐成为了重点。

前面提到，沙尘的两大起因分别是气候和土地。鉴于目前我们尚无干涉气候的科技水平，那么在沙源地减少土地沙化、防风固沙，就成了我国防治沙尘暴的主要手段。

于是，在北方地区等沙尘原产地大面积种植绿植，从1978年起就成为了我国重点的环境保护工程，这项英文名为“Green Great Walls”的工程，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三北防护林”。

如今，三北防护林工程已经进行到了第六期。

尽管三北防护林作为国家级项目，得到了相当多的资金投入和重视，但在种树防沙的历程中，仍然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

2021年初，就有媒体报道库姆塔格沙漠边缘的2万亩“三北”防护林带遭“剃光头”式砍伐，而砍伐的目的，则是为了种植经济作物葡萄。

这也侧面反映出这项事业推进的过程之艰辛，所幸在全国各地防沙治沙的工程中，多数地方最终贯彻得不错，其中多地成绩格外突出。

以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为例。民勤地处河西走廊正中央，毗邻腾格里沙漠，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防沙根据地，也是河西走廊主要的沙尘策源地之一。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代一代的民勤人就致力于从沙子手中抢土地，不为别的，只为了多一亩地种粮食。

但是在落后的经济条件和科技水平下，民勤的治沙道路可谓是异常艰辛，在常年和沙漠的拉锯战中，持续处于下风。

到了2007年，民勤县的荒漠化面积甚至高达94.5%，当地人民还在贫困线和沙窝子边缘苦苦挣扎。

不过在这之后，民勤县采用了全新的稻草网格治沙法，就地取材，把梭梭树等灌木种植在稻草制成的网格之上，逐渐一米一米地从沙漠手中夺回了土地和水分。

经过数十年的坚持，如今的民勤县治沙效果已经颇具成就，人工造林面积高达230万亩，林地资源面积占全县的53.86%。

曾经寸草不生的沙漠荒滩，如今成为了河西走廊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地，困扰河西走廊武威、兰州、金昌等地的沙尘问题也得到了极大缓解。

民勤的治沙史，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来防沙治沙工作的缩影。

此外，我国还有陕西省毛乌素沙漠从版图上“消失”的奇迹。

仅在1992~2015年间，中国的沙漠总面积就减少了8.67万平方公里，成绩斐然。

同样来自中国科学院《关于我国华北沙尘天气的成因与治理对策》一文——从1950年代起到90年代末，我国华北地区沙尘天气的出现次数呈现减少趋势。

能有如此成就，我国坚持数十年来的防风防沙工程功不可没。

总的来说，从最早的单纯种树防沙，到后来逐渐立体、全面化的绿化手段，可以说，我国在防沙治沙方面的成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

我国的防沙治沙，工作不可谓不尽力，成果不可谓不显著，为何近几年的沙尘还是会反扑呢？

因为沙尘是没有国界意识的，境内的沙尘策源地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不等于中国的土地就不会遭受沙尘的侵袭，近年来沙尘的主要来源，是北边的邻居——蒙古。

蒙古国与我国大面积接壤，气候自然也是与我国北部延绵的，而且，受限于地理位置和单调的生态环境，蒙古的气候只能是更干、更冷、风更大。

蒙古国的年平均降水量为230mm，不到我国平均（550mm）的一半。即便是如此可怜的降水量，在该国的分布也非常不均。

蒙古西北毗邻俄罗斯，山脉纵横，地形复杂，降水量相对较为丰富，年均达500mm左右。

而和我国接壤的东南方向，以平坦的草原平原为主，受到气候影响，年均降水量仅有20mm。

同时，蒙古作为内陆国，地势较高，境内的降水约有95%都会通过河流流出，根本存不住水，据计算，每年仅有3%的降水可以渗透进土壤当中，供草木生长。

气象、地理等多重因素，决定了蒙古是个常年干燥缺水，容易导致荒漠化的国家，干燥少雨的南部地区，基本都以戈壁为主要地貌。

而这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又受到了人为因素的破坏。

畜牧业是蒙古国的主要产业之一，该国仅有360万人口，却有6600万以上的牲畜饲养数目，可以说当地的畜牧业长期处于一种靠山吃山的状态。

蒙古国饲养牲畜数量图

过去的蒙古，延续了传统的游牧习惯，人群和牲畜群跟随草原和雨水的变化进行迁徙，这样可以保证水草的周期性恢复，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循环状态。

但这种方式毕竟效率低下，很难稳定地养活人。在吸收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之后，蒙古国也将畜牧业变成了大规模、高集中度的牧场模式。

于是乎，大批人力与牲畜都集中在固定的区域进行放牧活动，本就脆弱的水草环境经不住如此大的压力，大片大片的草原在经过几轮的放牧之后，濒临枯萎。

集体化看来没能解决蒙古的人地矛盾，那市场化行吗？市场化取向下，蒙古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主要是一项产业的兴起——矿业。

根据数据统计，近年来矿产业逐渐在代替畜牧业成为蒙古的主要收入来源，早在2016年铜、金、银、铀、煤等矿产占有了蒙古总GDP的20~30%。而位于蒙古东南侧的奥尤陶勒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金铜矿之一。

由于落后的生产水平，蒙古的矿产大多都采用露天采矿的方式，当然造成大面积的土地破坏，让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更为严重，给荒漠化火上浇油。

长此以往，蒙古的生态环境已经处于非常恶劣的情况，首都乌兰巴托常年受到空气污染困扰，而南部的一些水流和湖泊早已干涸。

近十年内，蒙古国的沙尘暴发生次数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的4倍之多，环境恶化已经给这个脆弱的国家敲响了警钟。

到这里，乌鸦忍不住要说几句大实话了。

外蒙古这个人地矛盾，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口不到四百万的国家，牲畜养了六千六百万头，矿产业占GDP小三分之一——这是「吃环境的饭、砸环境的碗」的死循环。露天采矿挖得满目疮痍，过度放牧啃得寸草不生，大风一刮，黄沙往南一送——反正买单的是中国华北，关我乌兰巴托什么事？

再看那个雄心壮志的「十亿棵树计划」。从2021年喊到现在，拢共种了4200万棵。4200万听着不少，算术却不难：照这速度，要种满十亿棵大约需要七十年。七十年是什么概念？比成吉思汗打天下花的时间还长。而且这4200万棵树能活多少，谁也不知道——在一个年降水量只有230毫米、95%降水留不住的地方，种树靠的是情怀还是物理定律，大家心里都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