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鼎配资岁月悠悠：当年住在我家的北京知青姐姐，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不是知青，但当年我家住过知青，那位漂亮的北京知青姐姐曾经给我买过铅笔本子，教会了我识字写字，还救过我弟弟的命。时隔几十年，每当想起那位漂亮的知青姐姐，我心里还隐隐作痛，因为她回城后，再也没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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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68年的冬季，快过阳历年的时候，我们三泉大队一下子来了一大帮背着大包小裹的城里人，有男有女，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听队长曹伯伯说，他们是北京来的知青，是来我们三泉大队插队落户当社员的。

那年我九岁，还没读书，也不知道什么是知青，更不知道北京在哪。

那天在大队部院子里开完欢迎大会，大队书记李伯伯把北京来的知青分派在六个生产小队，到我们三泉五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一共十二个人，七名男生五名女生，男知青住在了生产队的队部里，五名知青姐姐分散开暂时借住在老乡家，一名漂亮的知青姐姐住在了我家。

日头快要落山的时候，队长曹伯伯和两名后生拎着大包小包引着一个漂亮女子来到了我家，我爸走在前面，和一名后生一起抬着一个木头箱子。曹伯伯看到我妈，笑着说：“北京来的知青，队里住不下，让这个女娃在你住几天，队里一天给你家记二分工。”

我妈很高兴，上前牵住那个知青姐姐的手，上下打量了半天，笑着说：“看看北京来的知青多水灵呀！真俊样！”

就这样，漂亮的知青姐姐住在了我家，我俩睡在一铺土炕上。

晚饭后，我妈为知青姐姐和我铺好了铺盖，知青姐姐睡炕头，我睡炕梢。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我翻来翻去睡不着，知青姐姐也翻来覆去睡不着。知青姐姐就跟我拉话：“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呀？今年多大啦？上几年级了？我叫王惠颖，以后你喊我惠颖姐姐就行。”“我叫杨爱爱，今年九岁了，还没上学哩。”我怯懦地回答知青姐姐的问话。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惠颖姐姐拿着茶缸牙刷问我：“爱爱妹妹，我想刷牙洗脸，哪里有水呀？”

我打开房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我回头对惠颖姐姐说：“姐姐，你等着，我去给你端洗脸水。”说完，我跑到厨屋，我妈在锅里舀了一舀子温水倒进洗脸盆，我端半盆温水给姐姐送到屋里，又接过姐姐手里的茶缸，跑到厨屋给姐姐端来一茶缸温水。当时的天气很冷，水瓮里的水都冻冰碴了，我妈给我们洗脸都用温水。

惠颖姐姐在门外刷完牙，把我端来的洗脸水倒进她的搪瓷脸盆里，我看着她洗完脸，抹完了雪花膏，才把她脸盆里的水泼在院子里。姐姐放好自己的脸盆和茶缸牙刷，从她的大提包里抓出一把糖果塞给我，还说了谢谢我。

自那以后，我天天给惠颖姐姐端洗脸水，吃饭的时候给她端饭碗。每天早晨起床后，姐姐洗漱完毕，就给我梳辫子，让我用她的香胰子洗脸，还给我抹雪花膏，姐姐对我可好哩。

每天晚饭后，惠颖姐姐就教我识字认字，给我讲北京的马路有多宽，天安门城楼有多雄伟壮观，讲她小时候的故事。起初惠颖姐姐听不太懂我说的方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才完全听懂了我说的方言，还跟着我学会了好多句山西方言。当时我们三泉小学校已经停课一年多了，学校的公办教师也调走了，要是学校不停课，我八岁就去学校上学了。

在我家借住了大概有一个来月，惠颖姐姐身上也有了虱子，应该是我身上的虱子爬到她的铺盖上去了。当时惠颖姐姐身上起了很多红痘痘，天天痒的她睡不着觉，起初她很害怕，后来问其他同学，知道其他同学身上也有虱子，惠颖姐姐就不那么害怕了，她天天帮我捉衣服、被褥和头上的虱子，让我勤洗头讲卫生，还给虱子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革命虫。

春节过后，春耕备耕生产开始了，惠颖姐姐也天天跟着社员们出工劳动，往地里挑粪准备春耕，给越冬麦田松土保墒，给麦苗追肥，每天收工回到家，看着姐姐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妈很心疼她，老母鸡下了蛋，我妈就给姐姐煮鸡蛋补充营养，还安慰她，让她歇息着干，实在累了就在家歇一天。

在我家借住的日子里，惠颖姐姐从没歇过一天，没耽误过一天生产劳动。就算再累，姐姐也要教我识字认字，给我梳辫子，还教我学习刷牙。姐姐在我家借住了小半年，我跟着姐姐学会了很多字，也学会了讲卫生，队里的婶子大妈都说我爱干净，就像个城里的娃。

北京知青在山西

第二年麦收过后，队里为北京来的知青修建了新房，成立了知青点，北京来的知青哥哥、姐姐都搬到知青点一起吃住了，惠颖姐姐也不在我家借住了。

惠颖姐姐搬家那天，我拉着姐姐的手失声痛哭，我舍不得她搬走。那天姐姐也哭了，她说以后还会来教我识字，还说让我到知青点找她玩。那天我妈给惠颖姐姐煮了两个鸡蛋，惠颖姐姐偷偷给了我一个，看着我吃完才放心，她怕被我妈看到，我妈会骂我。

那年秋天，我们三泉小学复课了，因为原来的公办教师到公社当了干部，学校缺老师，大队书记李伯伯就安排惠颖姐姐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让她教三年级的学生。当时我都十岁了，惠颖姐姐直接让我读了二年级，她说一年级的课程她都给我教过了，我就不用读一年级了。

之后的日子里，姐姐对我很关心，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我不会的作业，她就耐心给我讲解，有了姐姐的关爱和照顾，读小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虽然那时读书没有希望（那期间取消了高考），姐姐还是鼓励我好好读书，多学知识，她说多读书有好处。

后来姐姐回北京探亲过春节，给我买了书包，给我家买了北京的糕点，还给我妈买了毛线围巾，姐姐说我妈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顾，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973年春季，忻州地区棉纺厂招工，队长曹伯伯把一份招工审批表给了惠颖姐姐。听说姐姐要去地区当工人，我心里难受了好几天。可后来姐姐没去当人，她继续在三泉小学教书。那时我才知道，姐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她不能进城当工人。姐姐为此难受了好久，我心里却暗暗高兴，我真舍不得姐姐走。那年我正好小学毕业，姐姐劝说我父母，让我到邻村联办中学读了初中。要不是姐姐苦口婆心做我父母的工作，我爸妈是不会让我读初中的。

1974年冬季，我弟发高烧烧成了肺炎，病得很厉害，大队赤脚医生让赶紧送医院。因为家里没钱，我爸妈急得团团转。惠颖姐姐听说后，急忙跑到我家，把十五块钱塞给我妈，一起跟着去了公社卫生院。当时我弟已经昏迷了，医生说要不是及时来医院，就会有生命危险。惠颖姐姐救了我弟一条命，她是我们家的恩人。

1976年秋天，惠颖姐姐收到了北京的加急电报，让她速回北京。过了一个月，惠颖姐姐才从北京回来，看着她憔悴的面容，我妈把她揽在怀里呜呜痛哭，我心里也很难受。原来，姐姐的妈妈猝死在批斗大会现场，她再也没有妈妈了。那段时间，我妈天天给姐姐做好吃的，给她擀面，给她煎鸡蛋，我妈说姐姐没了妈妈，我妈就是姐姐的妈妈。

就是因为惠颖姐姐的母亲有什么问题，姐姐迟迟没能招工进城。

1977年春天，姐姐患上了急性肝炎，血压偏高，心脏还有问题，身体也越来越消瘦。在县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不见好转，医生就给姐姐开具了病情诊断和建议到大医院检查治疗的证明。很快，姐姐就办理好了病退手续，她要回北京治病。

姐姐生病期间，推荐我到三泉小学当了代课老师，当时我们大队没有几个初中毕业生，我算是比较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当时我考上了高中，因为家里条件不允许，我没能继续读高中。

姐姐回北京时，她把自己的生活用品、剩余的口粮，还有那个装衣服的木箱子都送给了我家，我妈拿出钱给她，让姐姐路上当盘缠，姐姐说啥都不要，她说她有回北京的盘缠。那天我们一家人送姐姐到公社汽车站，看着开往县城的客车驶出了车站，我和我妈才圪蹴在汽车站门口呜呜大哭。

姐姐回北京了，再也没了音讯。后来我在公社知青办查到了姐姐家的通信地址，按地址给姐姐写了信，可一直也没收到姐姐的回信。我妈也很牵挂姐姐，一说起姐姐，我和我妈妈都会泪流满面。

2018年秋天，我们村来了一帮北京人，他们就是当年在我们村插队落户的知青，他们回来看望乡亲们了。我挨个打听惠颖姐姐的消息，他们都说好久没有她的消息了，有人说她定居在了国外，有人说她生活在香港，还有人说她好多年前就去了新加坡。姐姐到底在哪，谁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