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没那么好混，黄永胜打仗是把好手，因为战场上他判断准确、决策果断、勇猛剽悍，所以，尽管不是“永胜”，但也称得上是常胜将军。
但是，到了北京，进了最高层的政治圈子，他发现，太复杂了，似乎处处有看不见的墙，有看不见的坑。
主要问题出在误判。
对形势的误判根源在于对人的判断，对人的误判又是对人物关系的误判。
但本质的，是心中还有一块私利在，假如这块私利恰好遮住了眼睛，误判就是必然。
黄永胜必须打交道而且要小心谨慎打交道的都是大人物。主要是这样几个人物：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叶群、张春桥。不但要了解他们的脾气秉性，还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大难题，很多时候，只能靠猜，而猜是容易出错的。
在这么高层，出错就一定不是小错。
首先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
1969年1月25日，毛主席和林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士”
两位都是黄永胜的老领导，也都是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
到了晚年，儿子问他，你最好的上级是谁？谁最会打仗，他的答复，都是毛泽东。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说某人最会打仗，应该是最高的称赞了。
当然，在他心中，林彪也是最好的领导，也最会打仗，但是，黄永胜提到他，总有一句话一不小心从嘴里滑出来：他跑什么跑嘛！
在黄永胜初到北京时，毛泽东和林彪还是亲密战友，统帅和副统帅的关系，领袖和接班人的关系，而且，林彪还是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似乎是板上钉钉。
但是，就在党的九大修改党章把林彪的名字塞进党章，成为名正言顺的接班人之后一年多，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领袖和接班人渐行渐远。
当时流传的一句话，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毛林之间有了隔阂以后，毛泽东的一句话不小心就流出来了，毛泽东说，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这也许也不是不小心流出来的，而是有意识放出来的。领袖有不满，总要让他说出来，要不就憋坏了。
1970年庐山会议，伟大领袖和接班人之间的矛盾暴露了。我之所以不说出现而说暴露，是因为矛盾早就有了，而领袖为了大局，隐忍不发而已。但是，领袖的隐忍也是有限度的，而真的发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事情积累到了一定量，二是到了可以发作的时机。
这个时间点就是1970年的庐山会议。两个看起来不是大问题的问题突然成了大问题，一个是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个是关于天才问题的表述。这个经过，在说吴法宪等人的故事时都说了，这里不细说。
黄永胜作为总参谋长，在北京留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后，要黄永胜上山。
这倒是让我想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之后，也召总参谋长黄克诚上山，两个姓黄的总长，居然上了同一条路。
黄永胜知道出了状况，不敢造次，他到山上后，没见林彪，直接去见毛泽东。两人谈话时，所有的人，包括林副统帅，都在等，等这个谈话有什么结果。他们的心里一定是忐忑的，毛泽东是想分化林彪阵营吗?
似乎有这个打算。毛泽东跟黄永胜谈了很长时间，最后要他表态，黄就说了这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话一出口，他就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他想听的不是这句话。
多年以后，在黄永胜的晚年，他和儿子谈到过这个话题，这时候，他没有了顾虑，说的大概基本上是实话了。
儿子问:他想你怎么样?
父亲答:他大概要我学谢富治。跟着江青后面跑……那不可能!
儿子说:毛泽东其实给了你机会，你听他的不就行了?他是领袖，听了他的也不算
错。
父亲回答:他能让我听出来他要搞林彪?那不等于就是下指示了?他的话就是在江青、张春桥身上绕，这两个人又是我最讨厌的。张春桥还是个叛徒，文件我们原先都看过，最后呈送到毛泽东那里。我就说主席，张春桥是个叛徒，你也知道，该怎么处理?请明示我。他不讲怎么办，又把话绕开。张春桥和江青是绑在一起的呀!你不给指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可是这种上层政治的事能够落在纸上吗?爸爸是个军人，军人搞政治，爸爸搞不来哟。
父亲也有苦衷，他说:他，就是毛泽东，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令而行，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着弯让我猜。一会儿讲井冈山，一会儿讲几次路线斗争，一会儿又讲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还有林副主席怎么好怎么好，中央文革哪里哪里不对，哪里哪里对。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了一点点，似是而非。可这个事是能靠猜来处理的吗?万一猜出问题是天大的事!
黄永胜说，毛泽东是军委主席，他要让我干什么，给我一个命令，我就执行。但是，你要林彪当我的上级，你到处讲要我们听他的，你把他放在《党章》里，我能不听他的?我是军人，你对他想怎么样你对他不满意你拿掉他，我就不听他的了。就像罗瑞卿，你让他当总参谋长，我这个军区司令员能不听他的?他搞大比武，我也得搞大比武。你拿掉他了，谁当总长我不是得听谁的?杨成武挂了一个“代”字，我不也得听他的?何况林彪?讲穿了那就是屁股上的事。
不过，要我跟在江青屁股后面来搞我的上级，搞周恩来这样的老资格，我死后还不得让人千夫所指!你要让江青领导我，好啊，你下命令，下指示。
这就说到了和江青的关系。
黄永胜和江青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这是这一批老军头共有的问题。他们是战场上拼杀出来的，骨子里看不起文人，江青是戏子，他们更看不起。但是，江青又是毛泽东的夫人，这关系又有点微妙。因为毛泽东似乎也没有力挺老婆，常常还敲打她，有人就会又产生错觉。难怪吴法宪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到底是要老婆还是要接班人林彪？他们得出的结论后来证明是不靠谱的，就是要接班人。
因为有了这样的误判，加上确实讨厌江青，所以黄永胜才敢于和江青对着干。
到北京不久，黄永胜就发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不只关心“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她对军队也很感兴趣，黄永胜尤其对她插手北京卫戍区的工作极为反感。北京卫戍区主要担负中央机关和北京地区的安全警卫任务，名义上它是北京军区的下属单位，实则很多工作都由军委和总部直接领导，其地位极为重要。黄永胜批评、制止了卫戍区个别领导人擅自向江青汇报工作的错误行动，江青心中自然不快。梁子就此结下。
文革中，中央文革开始插手军队，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后来，黄永胜借机向毛泽东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毛说：你写个报告吧。这个报告毛泽东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火，说黄永胜封锁她。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黄永胜，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其实就是给点颜色看，从这之后，江青和黄永胜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开党的“九大”期间，江青风头正劲，当选政治局委员是手拿把掐的，但黄永胜就是不投江青的票，军委办事组那几个听说后也不投她的票。选举结果一出来，江青少了好多票。江青阴着脸发狠说：要查出是谁敢不投她的票。后来被毛泽东制止了。
黄永胜认为，他是军人，江青又不是上级，为什么一定要听她的？
有一次，江青在会上提出来，要军委办事组同意把解放军艺术学院大院给她的京剧样板团用。黄永胜就是不表态。拖了一段时间，江青不高兴了，就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不支持文艺革命，不支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说黄永胜反对她，专门和她对着干。
黄永胜也气了，但他不发火，他说，好啊，你们在会上通过一个决议，下一个文件，要我们军队把军艺那些钢琴呀、乐器呀、设备呀统统扔到街上去，把军艺的人和家属统统赶到街上，挨饿受冻都不管，也不用我们解放军负责，我马上就执行。江青同志你看好不好？
江青气得说不出话来，也发不了火，脸都青了。下午，李作鹏对着黄永胜直竖大拇指，说还是我们组长行！
儿子也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好多人都怕江青，你为什么敢跟她顶？
父亲的回答是：我为什么要怕她？我是按主席的话做事，她总是另搞一套。这个人品质不好，讨人嫌！
儿子问：那你总是顶撞江青，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
父亲说：他还表扬我，说我讲的是对的，应该坚持原则，不吃江青那一套，好！
看起来，这里也有误判。
对于江青的跋扈，黄永胜亲眼看到一件事情，这就带出来一个黄永胜极为尊重也竭力维护的一个人物，周恩来。但是，文革中，他对周恩来也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是他在晚年评价的：
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
黄永胜认为，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是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政治局会议刚开始，江青就闹，要总理解决她的马桶太凉，说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就不能见主席，怕传染主席。她也会闹成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对她没有阶级感情，阶级敌人盼着她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停止政治局会议，全体成员到江青住的钓鱼台，去看那个“凉”马桶。周恩来用手托着下巴，围着“凉”马桶左转右转，拿不出让“凉”马桶变“暖”的办法。最后周恩来说：江青同志，我们没有技术加热马桶的垫圈。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布包上，先临时解决一下？江青同意了，这才算完。
黄永胜说，政治局开会，阵线分明。一休息，我们抢先到服务部吃冷饮。如果江青、张春桥先去了服务部，我们就去喝茶。而周恩来哪里也不去，就坐在座位上，他双脚往桌上一放打瞌睡。周恩来私下也诉苦，我同情他。
但是，现在看，周恩来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没有误判的，所以才有陶铸奉调到中央工作，成为中央第四把手，周恩来提醒他，到中央工作，要谨慎，要少说话，还要处理好和江青的关系。
其实，毛泽东也很了解江青，也了解陶铸。曾经有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他的言行不必介意。”毛泽东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但是，在关键时刻，亲疏关系就不难看出来。
所以，黄永胜等人的误判，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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